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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佔領中環」三子中，朱耀明（左）為牧師。（資料圖片） |
由於三位「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為朱耀明牧師，而「佔中」又以「公民抗命」作號召，「抗命」是以違法手段爭取「真普選」，所以不但引起社會兩極化爭議，連基督教會也出現兩種不同見解，一種直指現行法律和政府還能維持公義，以「佔中」破壞法律和社會秩序，基督徒不應加入，身為教會的牧職人員，更應慎思慎行。
至於支持朱牧師「佔中」的，也有人引用《聖經》指基督教支持「公民抗命」，甚至還引用《聖經》說耶穌曾在聖殿前驅散商人做買賣，並以此事等同今天在中環搶佔公共空開——今天的「佔中」就是耶穌當年的「佔中」，言下之意，是鼓勵基督徒效法耶穌，傾群而出參與「佔中」。
耶穌「佔中」的比喻實在不倫不類，當年祂見到聖殿變作買賣牛羊的市場，牲畜與人流混雜，糞便拉滿一地，人聲吵雜，好好的傳教布道「聖殿」弄至那麼糟糕，祂便揮繩趕走牛羊。站在維護傳教聖地的角度，祂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而三子的「佔中」與耶穌的「佔中」不能等同，因為中環不是任何教會傳教的「聖殿」，它是商人做生意的「聖殿」，是誰喧賓奪主，不是一目了然嗎？
政商合一 脫穎而出
請不要把耶穌詮釋為那麼不合情理和「嫉商如仇」，不要把基督教引申到中古時代的時空，那時正是有人把商人敵視為滿身罪惡的人。這種與商為敵的布道法，到了羅馬帝國的後期，政權與教權同流合污，無法管好天下，帝國出現分崩，地方勢力由崛起的新興「國家」瓜分帝國的版圖，其中英國、荷蘭、法國趁機以商人的保護者自居，滙聚雄厚的營商資源，於是由商人與政界二合一，與羅馬後期的教會與政界二合一，彼此分庭抗禮。
對壘的結局是前者比後者更勝一籌，脫穎而出，成了現代歐洲帝國崛起的原動力，商家聯同政治家瓜分了羅馬帝國，靠羅馬帝國的支援而在其版圖傳教的優勢不再，於是教會內部也起了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
在英國和荷蘭這兩個「重商」國家，她們的宗教革命也以「新教徒」（Protestants）為名，一反羅馬時代的觀點，再也不把商人視為罪孽，反而認為他們是有功於上帝光環的教民，這派「商政合一」對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崛起，有很大的劃時代歷史意義。著名社會學家與思想家維柏（Max Weber）曾著書立說指「新教徒」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創始者，因為新教徒把做生意當為服膺上帝旨意的好事。
耶穌教自創教以來的兩千多年，面對兩大問題：一是與政府的關係如何定位；一是與商界的關係如何定位。前者與羅馬政府互相排斥，遭到羅馬政府鎮壓，不少教徒因而失去性命；最後羅馬政府見壓制不生效，轉而把耶穌教授命為「國教」，於是形成政教合作，政府保護教民，教會支持政府的統治權力，雙方合作相得益彰，造就政教相安無事。
教會的歷代傳人不斷跟隨政治時空的發展條件，調整教會與政府的關係，要把社會秩序管好，須要有政府施展強權管制。奧古斯丁（354至430年）時代認為，政治秩序與天堂秩序都是上帝的「創作」（creation），前者是低階的、有罪孽的，須有政府維持，才能有政治秩序；後者則是高階的、天堂的、有完善的秩序。
猶太滅國 無礙從商
到了路德（Luther，1483至1546年），政教關係繼續演變為政府與教會的定位在於：政府管治的政治秩序領域（Political order）不屬於上帝的創作，而是有本身的定性，其本質呈現脆弱、不穩定、易於傾覆，正由於這個本質，導致政府有必要採用強硬和壓制的手段維持政治秩序。
路德這種政教關係也合乎時代需要，當時正值歐洲宗教革命擺脫教權超越政權的時代。法國大革命的其中一大打擊目標，正是天主教的「特權」。由此可見，新興國家的政府對維持政治秩序，須有一套自己的主導權，而不想教會更具話事權。這正是近代政治思想中常見的一種「政教分離」現象，即讓上帝管天堂，政府管國家。
除了歐洲歷史所見的耶穌創教後的政教關係發展外，教會面對的另一問題是，商界與教會的關係應如何定位？在中古教權超越皇權的時代，教會眼中的商人是難以得上天堂的一群罪人，這種情況直至英荷宗教改革後冒出「新教」，才因為英美清教徒接受商教關係正常化後，而這些國家的富商與科學家不少是虔誠新教徒，對社會有功而獲敬重，因而教會與商界的關係才得以改觀。
至於其他由耶穌教分支出來的不同教派，至今仍有商教不咬弦的現象，這種現象不但存在於早期的基督教，同時也存在於有共同上帝信仰的不同教派，例如回教國家眾多視為「基本教義派」的教徒，便對商人有不屑所為的態度。
更值得思考的是，耶穌出身的猶太族，他們不但有忠誠的宗教信仰（例如猶太教），但猶太族同時也是眾所公認的傑出商人，猶太遭滅國後，他們被迫定居世界各地，也都無礙他們從商的巨大成就。
希特拉及其納粹黨之所以不容猶太人，正是容忍不了他們的商業勢力。英國的金融業發跡於世正是猶太族的建樹，猶太人為羅馬帝國理財長達千多年，今天的美國財富也由猶太族主掌，但猶太族卻在教與商的關係定位出現兩極化。
由此看來，基督教與天主教都有教徒高調倡議「佔中」，同時也有人反對「佔中」，就整個耶穌創教以來的傳教歷史與他們的宗教解讀，兩邊都不難找到對「政教關係」和「商教關係」的正反論述根據。
商教關係 或受衝擊
不過，無可否認的事實發展卻是「政教合一」與「教主導政」的時代，早在近代的歐洲宗教改革已給否定。這是現代社會的形勢使然，因為現代的國家發展無論政治和商業領域，都不可能再故步自封，都因開放政策而出現政治、宗教、種族、文化等多元化，再也無可能用一種宗教一統天下；在國際貿易全球化的今天，更不容有排斥商業的一統價值觀。
作為英國統治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正如英國本土，教會對政府的關係定位，是新教的定位，即協力促使其教民成為政治秩序的正面力量；教會對商界的關係定位，也是新教的定位，即正面看待商界對整體社會的貢獻，否則香港沒可能在鼓勵教會傳教的同時，也建立起香港政治秩序安定，商業繁榮。
因此「佔中」由基督教牧師倡議，而且還由另一位天主教樞機力挺，如果兩人成功發動教徒傾群參與「佔中」，原有的政教關係與商教關係必然受到嚴重衝擊；一旦「佔中」成事，以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人數，哪怕是兩成人挺身「佔中」，最後也難免形成政教衝突，教商不睦。
不要忘記，香港的宗教多元化，其他教徒眼見社會遭他教如此糟蹋，會袖手旁觀，無所回應，無所反制？
這也正是其他基督教會有人出來表示信眾對「佔中」有持反對看法。這是好事，起碼可以看到「佔中」之舉不代表所有基督教會，這表態對香港的政治秩序實在有所助益，最少可讓其他教會與眾多教徒感到鬆了一口氣，原來並非所有基督徒都會「佔中」的。這麼一想，大家心情也好受多了！
鄭赤琰
作者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2013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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