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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當選總統的人，得票不過是佔投票選民的過半，有時連過半也不到。（資料圖片） |
本文將討論選舉中的「強迫投票制」（compulsory Voting System）問題，這也是選舉體現民主的一個很理性的制度，與一般把投票當成是「人權」的看法不同——把投票當成是「人權」時，選民是否珍惜這個人權、投票與否是他自己的事，干卿底事？一旦出現過半或佔三成多選民一生人也不投票，這種把選票當成人權的說法，也就與現實政治不符。
權利責任 不可混淆
如果真是「人權」，又怎樣解釋人為何不珍惜這個關乎他切身利益的權利？人權之說若真的可以藉以支持民主的實踐，更不合乎現實狀況，因為若是選票是人權的體現、是民主的實踐，為什麼普遍存在很多人不投票的現象？
因此，打從有了選舉產生政府的制度以來，便有不少國家把投票當為選民的「責任」。這個「責任」之說，是認為選舉政府人人有責，屬於公民履行的責任，就好比繳稅是履行國家的責任一樣，合資格繳稅的國民與合資格的選民一樣，不可逃避「責任」。
這種以「責任」之說看待投票，比「人權」之說更具政治意義，因為把投票當成人權而交到選民手上時，既然這是他的人權，他便有選擇「用或不用這一票」的人權，其他人理不到。因此，在現實政治中，便出現大批不投票的人。這在很多民主先進國家也有出現，如美國英國，前者有近五成在總統選舉中不投票，後者也有超過三成；能夠超過六七成投票率的，全世界不多。
面對這種疏於投票的現象，有人想出「責任制」，即當為國民應該履行的「責任」，把投票立法或制憲來強迫投票；實行強迫投票的國家，全球不下五十個，包括澳洲、新加坡、比利時、阿根廷、希臘、比利時、巴西、盧森堡、秘魯、塞浦路斯、瑞士、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爾多、土耳其、埃及、烏拉圭等等。
是以，這些國家的政府，肯定不是少數人選出來的政府，不像美國，當選總統者，得票不過是佔投票選民的過半，有時連過半也不到；投票選民的數目，也不過是總體選民的五成左右。換言之，當選總統，不過是合格選民的四分一左右。
這情況很多民主先進國已感到不滿意，例如英國自2001年以來的大選，平均只有62%合格選民投票；輿論也開始發聲，主張像澳洲那樣（從1912年開始立法強迫投票）立法強迫投票，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增進國民的政治參與和增加政黨對選民的認受性。
作為英國的直系聯邦國家，澳洲早於1912年便開始立法強迫投票，雖然明知提議的自由國民黨想藉此提高自己當選的機會，但從長遠來看，強迫投票把選民投票率推上九成，不一定是對某特定的政黨有利或不利。不過，對極端政黨或政客則顯然有着制約作用，因為一旦開放選舉的社會，選民可以用選票來左右政府，任何以極端或非常手段留難政府的人，都不會得到多數選民的認同。
新加坡的例子，可說足以證明強迫投票對穩定政局有很大的貢獻。當初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眼見對手社會主義陣線（「社陣」）以遊行示威的手段發動選民支持，每到選舉期間，便召開群眾大會，通過各種大大小小的民間組織發動群眾上街示威，有時高達十萬人。
新加坡於五六十年代人口不過百多萬，有此規模的群眾運動，聲勢肯定浩大。李光耀處變不驚，知道如此群眾造勢肯定會有反效果，明白群眾運動的政治弱點，就是這些運動激發出來的高昂情緒，會嚇怕平日不談政治的沉默多數（Silent Majority），因而想到通過立法，強迫選民投票選舉國會議員。
結果，在殖民地統治下長期養成不問政治、對政治冷感的大多數市民被迫投票選擇政府；果如李光耀所料，儘管「社陣」的選民在組織推動下熱烈出來投票，但哪及被迫出來投票的人多？
兩種模式 罰則不一
說到強迫投票，基本上可分為兩種不同的辦法「請出」選民投票：一是罰款；一是取消或削減其享有的共同福利權。
以澳洲為例，在《強迫投票法》上寫明凡合格選民，在投票日須到他們居住的選區投票站領取選票；取票時，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會在選民名冊上記錄，證明他曾有來投票，至於領票後如何投票則不加監管，可自由用其一票，投與不投、投什麼人什麼政黨，悉隨尊便。
如在選舉日有事不能投票，可事前安排投票，只要候選人名單出來之後，便可提前投票，選民可通過郵局作郵遞投票。有些偏遠的少數選民，政府還可出動流動投票車到偏遠地方方便選民；在醫院、老人院等不方便行走的人，也會用流動投票車方式投票；做足這些工夫，選民仍不投票，又不能提出合理解釋，便會罰款二十澳元；如不依時繳費，會予警告；再不交，可判坐牢。
至於第二種罰則，以秘魯為例，沒有投票的合格選民由於沒有投票，投票卡上便得不到蓋有投票證明的印章，當他需要公共服務時，部門會要求他出示「投票卡」證明他有否投票，沒蓋印的，會謝絕服務。比利時的辦法，則是把十五年內全沒投票記錄的合格選民，在選民名冊上除名，即是剝奪他的選舉權。
立法強迫投票的國家當中，也有回復自由投票的機制，例如奧地利、荷蘭、委內瑞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投票已養成習慣，毋須再行強迫，因而節省選舉經費。同樣理由，強迫投票的主因也是由於投票率低，令到政黨的選民認受性低，政黨士氣無法提振，政府的民意基礎也沒法提升，所以不得不強迫選民投票。
投票冷場 有法改善
最後，說到香港的投票制。自有選舉議會以來都行自由選擇投與不投的辦法，可是累積下來的記錄顯示，投票率可以低至兩成多，最高也去不到五成，偶然有選區可上升到五成，但平均來看，始終在三至四成之間。
這種表現如果當作是選民對政治冷感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一旦政黨政治在主權轉移前後活躍起來後，政治動員在各政黨不斷熱烈推動下，政黨多、候選人多，爭持選民支持的競爭將不斷熱烈起來，偏又沒法把更多選民的積極性帶動起來，於是在「粥少僧多」的情況下，這些政治和尚也就非得想盡辦法「化緣」不可，於是什麼法寶都使了出來，為了爭取區議會議席、立法會議席，什麼選舉辦法都機關算盡、什麼遊行動員、什麼抹黑伎倆、什麼批鬥語言、什麼文宣醜化，甚至為了爭取選區也都可以爭到翻臉成仇，以至鬥勇鬥狠的極端政治手法也不惜一博。
大家與其如此無奈，卻又沒法改變投票冷場的現象，怎麼辦？依照全球五十多個國家用上強迫投票，也未嘗不是一個可行辦法。
香港在殖民地統治下，對市民的參政意欲已做足百般「禁慾」的程度，長期「禁慾」的結果，要在短期間把選舉意欲重振，實非易事。不過，政局卻又搞到政黨政治鬥爭日劇，再不想法把沉默的合格選民立法強迫他們出來投票，一旦極端政治失控，大家都輸不起。因此，是否立法強迫投票，該是時候認真考慮了。趁現在政改諮詢工作不斷開展時，應把強迫投票一併當為政改工作。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時事評論，201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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