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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論者認為無論如何，也得遵守《基本法》的所有條文。 （資料圖片） |
學術上，討論得最多的是公民抗命的政治訴求必須明確，抗命的對象也要對頭、有無違憲、有無影響他人的正常生活等等。所有這些討論均指出「公民抗命」必須小心從事，否則法治敗壞，動搖社會安定的根本，在亂世之下，人權也會四面楚歌。
本於這個考慮，本文且試從「佔中」的盲點切入，討論很有可能陷入的負面政治後果。
盲點一：不知誰是政治對手
這可說是嚴重的錯誤。舉個例子，美國青年在六七十年代很反對越南戰爭，由於美國參戰，所以要強制徵兵，凡年滿二十一歲的男性，必須依法登記從軍，赴越參戰。不過，年輕人不認同國家參與所謂保衞南越的戰爭，於是發起「公民抗命」，集體杯葛從軍登記，且在各大城市舉行示威靜坐，以示向政府抗命。
由於打與不打均由白宮決定，示威者向政府抗命，那是對準目標，所以有效；後來公開的歷史檔案也證明當時的白宮坐鎮者也深受壓力。
假設當時的示威者不去白宮抗命，反而認定越戰之火的源頭來自共產集團之首的莫斯科，認為沒有蘇共的領導，北越沒可能有此能耐發動越戰，所以不去華盛頓抗命，反而走去蘇聯大使館或不顧蘇聯入境法，群起闖關要到莫斯科抗命。這便是不對頭了，其政治效果如何，不言而喻。
同理，「佔中」倡導者明言抗命的訴求是要「真普選」，而且認定落實「真普選」的阻力源自北京，於是提出「佔中」倡議，抗命對手卻是中央政府。這個選擇抗命的對象，顯然是個政治盲點。
也許這個錯誤的認知，是來自多年來受到議會選舉語言的誤導。香港的議會選舉，有人愛打反大陸牌，這張牌有其選票效應，由於不少選民是當年大陸多次政治運動時逃難香港定居的，只要有人敢打這張反共牌，在比例代表制下，要取得足夠的當選票數，可說是輕而易舉。這種情況不但香港如是，台灣如是，甚至美國總統選舉如是，奧巴馬如是，對手如是，大家大打反華牌爭取選票。
雖然選舉是政治範疇的事，但對中國除了政治關係之外，還有法律關係，對港、對台，甚至對美國也都如是。美國總統候選人競選時用上的種種競選語言，可以把中國數落得體無完膚，可是一旦上台執政，難道可以無視法律層面的關係（例如種種簽訂的協議）？還不是依從規矩，維持中美的法理關係！
中港關係最根本的法律關係早已在制訂《基本法》時已然規範下來，這個根本大法不但對港有規範作用，對大陸同樣有規範作用，凡執政者或參政者都得依從《基本法》行事。即使大陸當政者也不能超越法規行事。
「佔中」提倡者不問《基本法》，反要中央不理會《基本法》有關政制改革的條文規範，逕行對香港作出「由上而下」的垂直干預行動；而且還那麼高調採取「公民抗命」向中央當政者施壓，若中央就範，不就明擺着中央可不依法辦事了嗎？你傻，中央才不跟着傻呢！
「佔中」若要找出正確對手提出抗命的話，反而應該向着立法會才算找對頭。由於中港的法制關係的最基本一關，必須先在立法會通過「真普選」政改方案，然後層層上去，到行政長官，再到中央，其中誰人辦不到便怪誰，到時再提抗命才有對手可言。
也正是由於「真普選」涉及《基本法》的政改問題，也即涉及中港法律層面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憲政的問題，這問題涉及的層面廣而複雜，絕非單以「公民抗命」便能勝任，因此研究「公民抗命」的人早已指明不要涉及憲法的問題，否則不可能成功。
盲點二：選在中環抗命
選擇到中環作公民抗命，是無視行動將會直接影響廣大市民的正常生活，甚至影響市民的工作。「公民抗命」雖然強調人權的重要，但也很強調不能因抗命而影響他人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因為一旦兩者發生利害衝突，便會轉化為公民之間的對抗，也因而令原有抗命的對象由對着政府轉為對着公眾。這樣，那就不會有預期的抗命效果，抗命只會注定失敗。
職是之故，研究「公民抗命」的學術著作，每多提醒發動「公民抗命」的人，先要考慮有無這個盲點。
究其刻意選擇中環的用意，顯然是想借中環這個金融和商業中心，藉以取得最大的滋事效應。如果如此，選擇中環便有不計他人利害的考慮了；這便懷有「挾持」公眾的味道，負責任的公民是不會出此下策的。
盲點三：有人搭「政治順風車」
「佔中」提倡者看不到其他別有政治企圖的人將會借「佔中」來搭政治「順風車」。
「公民抗命」的要害之處，在於以違法行事，既然有人公開挑戰法律，違抗執法者，平日有各種不滿現實的人早已蠢蠢欲動想要玩法，現在眼見機會可以參加違法大行動，趁機發難也就不乏其人了，例如近日有青少年遊行，事先又不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誰敢保證到時有人也如法炮製，把抗命做大，到時「佔中」原創者又如何能維持「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品牌？
除了上述三個盲點之外，最後還想講個小故事。
英國的普通法有一個原則性的定義。話說有個小孩，對法律只懂皮毛，以為殺人要有「意圖」（intention），否則不構成「謀殺」罪名，於是拿槍走到中環鬧市向着人群開槍。小孩辯稱只是有意圖開槍，無意圖殺人，被殺者只是意外死亡，他們與己無冤無仇，怎會殺害死者？
不過，小孩的「無意圖」辯解失效，因為英國的法律除了須有殺人事證外，還要考慮開槍的環境，明知在鬧市向人群開槍，殺死人的機率很高，不可藉口沒有意圖，便可逍遙法外。
這與走到郊外草叢開槍誤殺的辯解會有不同效果，由於開槍時不知草叢有人，所以可作意外論處，殺人罪名的輕重便有分別。結果小孩罪名成立，雖然尚未成年，但服刑不可免，分別在於小孩判入感化院，而不是一般的成年人監獄。
這故事說明犯法的輕重條件，不只以犯法本身作獨立看待，更重要的是犯法的環境條件也得認真對待。法官大人，到時可不要忘記這點！
作者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時事評論，2013年6月5日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724&cat_id=6&title_id=603218
鄭先生，你的分析不無道理，作為一個佔中的支持者，第一點我尤其會加以反思。
回覆刪除只是現在的政府實在太漠視民意，有些政黨（如民主黨）也不能反映年青人的民意所向，大家才會支持佔中，期望能藉商討日等方式去訂立共識，用公民抗命去爭取（可以說是「要脅」）各方政治勢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