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工程因環評報告出了問題， 高院裁定政府敗訴。此案牽涉面廣而深，值得各方深切關注。
第一，就大橋的經濟意義來看，最基本的影響，是香港、澳門和珠海要不要進行經濟整合？建，有利整合；不建，不利整合。經過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專家多年論證，建則兩利，不建則雙輸。
有日本學者評析，如果三地再向珠江三角洲整合，這區域的經濟潛力幾可敵得過日本。香港不是有人鎮日擔心上海會取代香港？這座大橋的效力，足夠令香港、上海、天津變成三大城市，到時誰也不會超越誰，相輔相成的結果，只會帶領中國超越世界群倫。
當年主張開放的中國，其慣技便是在中國開發城市，以英國為首的推動下，包括香港、廈門、上海、天津、武漢等重大城市，也乘勢擺脫了中國的傳統城市格局，由政治中心轉型為經濟中心。二十一世紀，中國城市發展的機遇空前，香港挾着世界大都會的優勢，能否整合其腹地，港珠澳大橋最為關鍵。港人不斷強調自己的價值觀，這種作繭自縛的想法卻難成大器。
事件背後的「政治操手」
第二，大橋涉及的法律訴訟，突顯了本港的問題。事發以來，媒體和輿論各取所需，持經濟至上者，指裁決小題大做，棄經濟於不顧；持司法至上者，拍掌叫好，認定這是法律公平正義的表率，是香港法治的勝利。
媒體的兩大反應，正好代表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次訴訟的原告朱綺華婆婆，指控大橋工程將影響她的健康（朱婆婆患有糖尿病和心臟病）。法官判詞指出，政府在工程環評報告中未能作出造橋與否的環境狀況比較，因而判政府敗訴。
此案的判決，肯定激化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香港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來要滿足人口的不斷增長，在規劃經濟發展時，往往只求經濟成本低來推高收益，從而吸引投資，製造工作機會和收入，因而對環保問題未有前瞻性的認識與考慮，更不可能有條件為保護環境而犧牲經濟。根據判決，將來的經環矛盾，容或有迴旋空間；可是過往累積下來的老賬，會否因是次案例而百病迸發，這才是各方應予深切關注的嚴重問題。
法律的觀點是「不究既往」，在沒有環保法例之前，所有因經濟發展而引發出的環保問題，不可會成為法律追究的問題。
就是次朱婆婆起訴政府的事件來看，雖有其法律根據，但也不能否認她背後有着一個「政治操手」；有些媒體也已令這位「操手」呼之欲出。不管誰是操手，就政治意義上來說，司法覆核已成制約或攻擊政府的利器，想要政黨不加利用？無異於叫貓不捉老鼠。何況政黨衝擊政府的浪濤不斷高漲，手段也愈演愈烈，此案的政治導火線，可以提供不少危機燃向現存建築的火藥庫，引爆千百個「朱案」，法律不可以追究的事，並不能排除政治追究的運動，說得白一點，市區現時有數之不盡的高架公路貫穿民居之間，形成空氣和噪聲污染，政客若以此向政府發難，可以無日無之，所謂污染受害者見有人伸冤，哪會不「聞雞起舞」？
朱婆婆之先，有反領匯的盧婆婆、菜園村事件、美孚新邨事件、反高鐵等等，全因政治動員而令政府疲於奔命，這正是反政府的政客和政黨所樂。對他們來說，癱瘓政府便能說明沒民選的政制下，不可能有民意基礎的政府，不可能有人民認同的政府。因此，朱婆婆等事件擺在立法會和行政會議面前，正是必須快速立法做好每項發展工程，以及現存的環保問題，否則經濟發展與環保的矛盾不能擺平，香港的安定繁榮也會不斷受到衝擊。
第三，從司法與行政兩者關係的角度來看，類似朱婆婆或盧婆婆等案件，背後均有顯著的政客或政黨操縱。台灣文化評論作家南方朔，觀察台灣的政黨政客操縱議題以突顯自己知名度，從中獲得選舉勝算的情況已日益嚴重。南指出，操縱得太多，只會讓是非更形混亂。
防患政治失聰症
司法原本的職責，是判斷社會政治的是與非。司法界一般執着於其專業訓練，偏是對社會與政治的是非，往往千頭萬緒，專精業務的司法人員往往會一棄障目而不見眼前的泰山。
最佳的例子就發生在台灣，一位高院法官主審一名三歲女孩遭受性侵犯一案時，堅持犯事者是否有罪，關鍵在於法律條文的受害者「有無個人意願」，有則無罪，無則罪成。法官指稱，難以證明女孩「有沒出意願」拒絕侵犯，於是宣判性侵罪不成立。
可見該名法官專業一流，但卻犯上政治常見的失聰症。香港以政治操縱司法的事件不斷增加，有朝一日，難保不會出現政治失聰的司法人員，防患之道，叫政客不操縱司法。最妥善的辦法，還是早日完善司法條文，減少司法模糊空間。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
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201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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