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討論到美國如何將那麼複雜的聯邦與州的利益矛盾，採用了國會雙軌制的同時，而又能體現普選的國家民主選舉制，而且也照顧到州的特殊利益下，讓州選出其不計人口多少同享兩名參議員的權利。這種政制說明了：政制是為多元利益服務。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包容多元利益，尊重私有產權。而不是削足適履，犧牲多元利益去適應片面的政制。如果香港政改能秉持這種開明的態度，多參考先進政制的經驗，從中得到啟發，當是香港之福。
為了證明美國不是孤立的例子，本篇再援引英國的例子來說明：貧富的矛盾問題，是不可能用消除貧富的現實去考量與設計政制的，最有可行之道，也就是循求貧富雙贏的發展空間與希望來設計政制。如此政制設計一方面既可讓資產階級的工商企業與專業界有充分的市場發展空間與政治安定的環境，打造出持續增長經濟，讓勞工界有更穩定更好待遇的就業機會，創造資產與勞工兩個階層的雙贏機會。
兩黨不走極端
英國的範例是成功建立了「兩黨制」，保守黨作為工商企業與專業界參政議政的平台，工黨作為勞工界參政議政的平台。兩黨因為不走極端，在思考立法與施政政策時，站在本黨基本選民的利益出發，總會用盡心思考量雙贏的政治效果，而不是如何計謀「零和」的政治效果。這一來，每到選舉時，原是保守黨的支持者，肯定會有不少人持理性考量去衡量兩黨的競選綱領與現政府的執政得失，然後投下明智的一票，不會靠感性與愚忠盲目投票。
同樣，原是工黨的支持者也會以自己的就業機會與待遇去考量他們的一票是否應該投給保守黨。正因為兩黨在過去超過六十年的理性競選，都能做到既能穩固本黨核心支持者的基本利益同時也想盡辦法說服對手黨的理性支持者給自己投下一票。由於此，英國兩黨制無形中成功建立了一個國會，實行普選卻能紓解資產與勞工的利益矛盾，不會出現暴力抗爭。
其次值得參考借鑑的是，在英國政黨政制下，當選的黨領袖取得民意基礎的身份而被委任加入內閣，如此黨政一體，好處是讓當選政黨直接承擔競選承諾，不能亂開空頭支票，競選說一套而做又另一套，民主問責制由此得到體現。
既得利益者有平台
再其次是英國設計了兩院制，除普選產生的國會叫「平民院」外，另設由英皇封爵人士與其他世襲貴族組成的「貴族院」。雖然當權的是普選產生的「平民院」，但「貴族院」除了在財政預算案沒有置啄權力，其他國會通過的重大立法，往往因為提到「貴族院」作審議時，若有重要論點提出，便會成為執政當局的政治壓力，也會成為國會反對派的制衡口實，再加上能被封爵者往往是英帝國的功臣、資深政要、退休外交官，各行各業的傑出菁英，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言九鼎，普選出來的代議士也不能等閒待之。
總之，「貴族院」的設計能把保守封建的傳統既得利益者有一個平台，讓他們在普選民主政制下，仍有參政議政的空間，可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矛盾，並非不可能在普選政制下得到紓解，事在人為。這點港人在討論政改與尋求政制時，應有這種包容的心胸。
英國政制值得借鑑的是，兩黨制分別代表資產階級別與勞工階級，它們都可以在國會尋求各自可接受的利益發展空間。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面對世界各地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建國，在安排英殖民地自行獨立建政時，也曾在香港立法局討論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改的問題，但基於香港有九成是租借地，擔心照行其他殖民地的民主政制會招致香港獨立建國，因此政改落後於世界大形勢，頂多在行政上做些本地化的小修小補。
到了八十年代初主權回歸中國已成定局，這時英國也正式向中國提出政改的想法，在其政改藍圖中，也都類似其他殖民地，把英國的兩黨制概念移植到香港來，然後通過議會選舉取得參政問政權。
雖然在中英談判中未能取得雙方共識，在九七主權移交前作出完成快速的政改去推行行政與立法雙普選，折衷辦法也只能是行政首長由八百名選委推選，立法會也只能有半數，即三十名議席由普選產生，其他三十席則依傳統辦法由有代表性的功能團體自行推選。而《基本法》也寫明政改可循序漸進，最終實現行政與立法雙普選。
解民選及功能組別矛盾
在實現雙普選前，如果本港政黨能照英國政黨那樣分成兩大黨，分別在工商專業界與勞工界爭取到他們的代議權與參政權，現存立法會中的普選議席與功能選議席的矛盾，便有望像英國國會那樣得到紓解，而不致像目前般視對方為利益敵對者。
偏偏是政黨不但未能形成兩黨，更糟糕的是既沒有一個政黨能像英國工黨般，成功整合勞工界與普羅大眾的利益，也沒有一個政黨能像英國保守黨那樣成功整合工商企業專業界，結果各政黨目標不清，論政左搖右擺，有人熱烈參選功能界別，卻同時宣示與功能選舉不共戴天，甚至在同一個選區也經常出現同派廝殺不留餘地而結怨。
這種亂局，與其說是被制度所困，不如說是政黨不知何所為而被困。
馮家彬、鄭赤琰
鄭赤琰為中大政治行政系前主任、馮家彬為金融界人士
信報，2010-04-02
為了證明美國不是孤立的例子，本篇再援引英國的例子來說明：貧富的矛盾問題，是不可能用消除貧富的現實去考量與設計政制的，最有可行之道，也就是循求貧富雙贏的發展空間與希望來設計政制。如此政制設計一方面既可讓資產階級的工商企業與專業界有充分的市場發展空間與政治安定的環境，打造出持續增長經濟，讓勞工界有更穩定更好待遇的就業機會，創造資產與勞工兩個階層的雙贏機會。
兩黨不走極端
英國的範例是成功建立了「兩黨制」，保守黨作為工商企業與專業界參政議政的平台，工黨作為勞工界參政議政的平台。兩黨因為不走極端，在思考立法與施政政策時，站在本黨基本選民的利益出發，總會用盡心思考量雙贏的政治效果，而不是如何計謀「零和」的政治效果。這一來，每到選舉時，原是保守黨的支持者，肯定會有不少人持理性考量去衡量兩黨的競選綱領與現政府的執政得失，然後投下明智的一票，不會靠感性與愚忠盲目投票。
同樣，原是工黨的支持者也會以自己的就業機會與待遇去考量他們的一票是否應該投給保守黨。正因為兩黨在過去超過六十年的理性競選，都能做到既能穩固本黨核心支持者的基本利益同時也想盡辦法說服對手黨的理性支持者給自己投下一票。由於此，英國兩黨制無形中成功建立了一個國會，實行普選卻能紓解資產與勞工的利益矛盾，不會出現暴力抗爭。
其次值得參考借鑑的是，在英國政黨政制下，當選的黨領袖取得民意基礎的身份而被委任加入內閣，如此黨政一體，好處是讓當選政黨直接承擔競選承諾，不能亂開空頭支票，競選說一套而做又另一套，民主問責制由此得到體現。
既得利益者有平台
再其次是英國設計了兩院制，除普選產生的國會叫「平民院」外，另設由英皇封爵人士與其他世襲貴族組成的「貴族院」。雖然當權的是普選產生的「平民院」，但「貴族院」除了在財政預算案沒有置啄權力，其他國會通過的重大立法，往往因為提到「貴族院」作審議時，若有重要論點提出，便會成為執政當局的政治壓力，也會成為國會反對派的制衡口實，再加上能被封爵者往往是英帝國的功臣、資深政要、退休外交官，各行各業的傑出菁英，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言九鼎，普選出來的代議士也不能等閒待之。
總之，「貴族院」的設計能把保守封建的傳統既得利益者有一個平台，讓他們在普選民主政制下，仍有參政議政的空間，可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矛盾，並非不可能在普選政制下得到紓解，事在人為。這點港人在討論政改與尋求政制時，應有這種包容的心胸。
英國政制值得借鑑的是，兩黨制分別代表資產階級別與勞工階級，它們都可以在國會尋求各自可接受的利益發展空間。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面對世界各地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建國，在安排英殖民地自行獨立建政時，也曾在香港立法局討論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改的問題，但基於香港有九成是租借地，擔心照行其他殖民地的民主政制會招致香港獨立建國，因此政改落後於世界大形勢，頂多在行政上做些本地化的小修小補。
到了八十年代初主權回歸中國已成定局，這時英國也正式向中國提出政改的想法，在其政改藍圖中，也都類似其他殖民地，把英國的兩黨制概念移植到香港來，然後通過議會選舉取得參政問政權。
雖然在中英談判中未能取得雙方共識，在九七主權移交前作出完成快速的政改去推行行政與立法雙普選，折衷辦法也只能是行政首長由八百名選委推選，立法會也只能有半數，即三十名議席由普選產生，其他三十席則依傳統辦法由有代表性的功能團體自行推選。而《基本法》也寫明政改可循序漸進，最終實現行政與立法雙普選。
解民選及功能組別矛盾
在實現雙普選前，如果本港政黨能照英國政黨那樣分成兩大黨，分別在工商專業界與勞工界爭取到他們的代議權與參政權，現存立法會中的普選議席與功能選議席的矛盾，便有望像英國國會那樣得到紓解，而不致像目前般視對方為利益敵對者。
偏偏是政黨不但未能形成兩黨，更糟糕的是既沒有一個政黨能像英國工黨般，成功整合勞工界與普羅大眾的利益，也沒有一個政黨能像英國保守黨那樣成功整合工商企業專業界，結果各政黨目標不清，論政左搖右擺，有人熱烈參選功能界別，卻同時宣示與功能選舉不共戴天，甚至在同一個選區也經常出現同派廝殺不留餘地而結怨。
這種亂局，與其說是被制度所困，不如說是政黨不知何所為而被困。
馮家彬、鄭赤琰
鄭赤琰為中大政治行政系前主任、馮家彬為金融界人士
信報，2010-04-02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