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政改方案通過後，香港政局出現了自九七年主權回歸以來二個轉捩點的變化。
第一是政黨的派系由兩派對壘走向重新洗牌的格局，會否洗牌的結果又走回兩大派系的對峙？又或是三足鼎立？多黨混戰？則有待局勢的發展才能判定。
就目前的局勢發展來看，由於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與民協等，因為公民黨與社民連聯合搞「五區總辭」的所謂公投來推動民意，支持他們提出的「二○一二雙普選」與「取消功能選舉」；而民主黨在不認同這做法之餘，還高調推動「終極聯盟」，採用對話方式向特區政府與中央提出自己的方案，即在「二○一二方案」中所增加的六個區議會功能議席交由「一人兩票」的辦法，從區議會的民選議員中提名後再交由全港選民選舉產生。
此外，在對話中，民主黨還要求與中央作出無預設條件的溝通，同時也確保二○一七開始有逐步實行的普選產生特首與立法會，最終取消功能議席，只剩普選的立法會。
「公投」與「對話」
泛民內部出現了「公投」與「對話」兩種截然不同的辦法對待他們的政治對手，一種被視為「出賣民主」，另一種被視為「忠於民主」。甚至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後，前者被後者公開批判，兩派因為在六．二三當晚搞得關係很尷尬，有人還威脅要用行動去衝擊「出賣民主者」，在七．一遊行中更數度出現兩邊的支持者都要警方介入才免於失控。跟着下去，兩邊會有更多機會可以對峙，尤其是緊接着而來的二○一二大選，現在預測泛民今後勢難為選舉協調（雖然二○一二選舉已有協調的君子協定）並出現內訌不斷，應不會是「杞人憂天」吧？
現在看來，原有的兩大政黨對壘之勢，也會變成泛民政黨一邊出現民、公、社三黨彼此傾軋的「零和遊戲」。如果真的不可避免地只有兩條路線之爭，公民黨既未能像社民連那樣激進，又不願與民主黨走在一道，最後恐怕很難說服原有支持泛民的選票。
如果公社兩黨繼續走激進的路線（即用各種發動群眾式的運動去展示「人民的力量」，不信任與中央溝通可以取得真正的民主或普選），如果因此而能贏取原有泛民最大的支持票，即民主黨被原有的支持選民放棄，則該黨必須尋求原屬建制派政黨的支持票，否則該黨將會面臨式微的命運。
就香港選民過去投票的行為來判斷，到目前為止，仍未能證明他們的大多數會投票支持打倒建制，實踐「新民主主義」的直接民主、不信任代議政治的政黨。而社民連也因為力主「公投」的直接民主，而首次提出了激進政改的政治運動，香港選民會否為他們而傾心？仍有待證明。
「五區公投」一役，因沒有政黨挑戰，未足為證。反而是親建制派的選民與泛民的選民有平分秋色的過去紀錄，今後如果民主黨仍能取得符合其泛民老大的選票身份，那麼公民黨的失勢恐怕會是預料中的事，而社民連激進路線走下去的結果，勢必要找到更多批判政府與權貴的議題，與發動更多的「八十後」加入其行列，否則便會自投末路。
政策導向
最有可能的發展是：港人一向的政治冷感，接受現狀多過打倒現狀，傾向和平協調的政治特徵，最後會迫使社民連回到以選舉為遊戲規則的路線。而泛民現在出現的「兩條路線」最後會走出一條新路：即放棄過去「不信任，不對話，不合作」的「三不」，轉而採用「三要」：「要溝通，要民主，要執政」。
也正是因為泛民一邊已啟動了與中央有溝通的管道，為了維持溝通，與中央或特區政府取得彼此信任的互動也會正常化。如此一來，建制派政黨如民建聯與自由黨也就不能獨享現有唯一的溝通優勢，選民的投票取向也會有所調整，原本只有投給建制派政黨的選票，也會分散到民主黨或相類的政黨身上。如此發展下去，香港的政黨政治便可望走向政策導向而揚棄派系為主的格局。
第二個轉捩點的變化是：自九七主權回歸以來，中央與香港特區的政治關係，存在着一種很敏感的現象，主要是在「行政特區」的規劃下，對於港人能否真的治港而不受中央干預，不少人都很擔心，更有人不會相信。而中央也很了解這個政治現實，因此才想盡辦法要取信於港人，其中包括制訂《基本法》，把一切對港承諾寫在《基本法》內，還特地向聯合國存檔，表示接受國際觀察。
關係正常化
可是中央與香港要彼此取得信任，必須經過一個彼此磨合的過程，期間會出現種種不符信任條件的言行；如何治港的問題，成了兩地十多年來敏感的議題。香港一邊，只要一聽見有人對香港政制作批評，或對民主有意見，香港媒體便會大事炒作成為轟動的新聞，而政黨也會力加撻伐。反之，大陸一邊，只要看見有民主訴求而群眾走上街頭遊行，便擔心遊行失控、破壞安定繁榮，進而摧毀一國兩制。
如此這樣地經歷了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央即使在其權力份內的「終審權」、「國防權」與「外交權」，都因為高度敏感而低調處理，例如回歸十多年來的駐港解放軍絕少在軍營外穿軍裝走動。港人則不斷受風吹草動的心理作祟，處處懷疑中央干預，尤其是政改問題，更常指摘特區政府完全聽命於中央行事。
而這次民主黨再三表明要與中央溝通，並直接向中央代表提出他們的政改提案，而中央代表最後也成功與民主黨及「終極聯盟」代表協調而讓民主黨的提議過關。這事件的最大突破不是區議會的功能議席一人兩票，而是中央與民主黨這兩個長期對立的主角，竟然克服了不見面不溝通的僵局，而且把中央干預香港的政治敏感，化解為要經常溝通的正常化關係，而民主黨也不怕被指為「出賣原則」、「出賣民主」，認定溝通才是民主程序不可少的一個過程。其實彼此包容，才是民主必需的精神。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2010-07-05
第一是政黨的派系由兩派對壘走向重新洗牌的格局，會否洗牌的結果又走回兩大派系的對峙？又或是三足鼎立？多黨混戰？則有待局勢的發展才能判定。
就目前的局勢發展來看，由於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與民協等，因為公民黨與社民連聯合搞「五區總辭」的所謂公投來推動民意，支持他們提出的「二○一二雙普選」與「取消功能選舉」；而民主黨在不認同這做法之餘，還高調推動「終極聯盟」，採用對話方式向特區政府與中央提出自己的方案，即在「二○一二方案」中所增加的六個區議會功能議席交由「一人兩票」的辦法，從區議會的民選議員中提名後再交由全港選民選舉產生。
此外，在對話中，民主黨還要求與中央作出無預設條件的溝通，同時也確保二○一七開始有逐步實行的普選產生特首與立法會，最終取消功能議席，只剩普選的立法會。
「公投」與「對話」
泛民內部出現了「公投」與「對話」兩種截然不同的辦法對待他們的政治對手，一種被視為「出賣民主」，另一種被視為「忠於民主」。甚至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後，前者被後者公開批判，兩派因為在六．二三當晚搞得關係很尷尬，有人還威脅要用行動去衝擊「出賣民主者」，在七．一遊行中更數度出現兩邊的支持者都要警方介入才免於失控。跟着下去，兩邊會有更多機會可以對峙，尤其是緊接着而來的二○一二大選，現在預測泛民今後勢難為選舉協調（雖然二○一二選舉已有協調的君子協定）並出現內訌不斷，應不會是「杞人憂天」吧？
現在看來，原有的兩大政黨對壘之勢，也會變成泛民政黨一邊出現民、公、社三黨彼此傾軋的「零和遊戲」。如果真的不可避免地只有兩條路線之爭，公民黨既未能像社民連那樣激進，又不願與民主黨走在一道，最後恐怕很難說服原有支持泛民的選票。
如果公社兩黨繼續走激進的路線（即用各種發動群眾式的運動去展示「人民的力量」，不信任與中央溝通可以取得真正的民主或普選），如果因此而能贏取原有泛民最大的支持票，即民主黨被原有的支持選民放棄，則該黨必須尋求原屬建制派政黨的支持票，否則該黨將會面臨式微的命運。
就香港選民過去投票的行為來判斷，到目前為止，仍未能證明他們的大多數會投票支持打倒建制，實踐「新民主主義」的直接民主、不信任代議政治的政黨。而社民連也因為力主「公投」的直接民主，而首次提出了激進政改的政治運動，香港選民會否為他們而傾心？仍有待證明。
「五區公投」一役，因沒有政黨挑戰，未足為證。反而是親建制派的選民與泛民的選民有平分秋色的過去紀錄，今後如果民主黨仍能取得符合其泛民老大的選票身份，那麼公民黨的失勢恐怕會是預料中的事，而社民連激進路線走下去的結果，勢必要找到更多批判政府與權貴的議題，與發動更多的「八十後」加入其行列，否則便會自投末路。
政策導向
最有可能的發展是：港人一向的政治冷感，接受現狀多過打倒現狀，傾向和平協調的政治特徵，最後會迫使社民連回到以選舉為遊戲規則的路線。而泛民現在出現的「兩條路線」最後會走出一條新路：即放棄過去「不信任，不對話，不合作」的「三不」，轉而採用「三要」：「要溝通，要民主，要執政」。
也正是因為泛民一邊已啟動了與中央有溝通的管道，為了維持溝通，與中央或特區政府取得彼此信任的互動也會正常化。如此一來，建制派政黨如民建聯與自由黨也就不能獨享現有唯一的溝通優勢，選民的投票取向也會有所調整，原本只有投給建制派政黨的選票，也會分散到民主黨或相類的政黨身上。如此發展下去，香港的政黨政治便可望走向政策導向而揚棄派系為主的格局。
第二個轉捩點的變化是：自九七主權回歸以來，中央與香港特區的政治關係，存在着一種很敏感的現象，主要是在「行政特區」的規劃下，對於港人能否真的治港而不受中央干預，不少人都很擔心，更有人不會相信。而中央也很了解這個政治現實，因此才想盡辦法要取信於港人，其中包括制訂《基本法》，把一切對港承諾寫在《基本法》內，還特地向聯合國存檔，表示接受國際觀察。
關係正常化
可是中央與香港要彼此取得信任，必須經過一個彼此磨合的過程，期間會出現種種不符信任條件的言行；如何治港的問題，成了兩地十多年來敏感的議題。香港一邊，只要一聽見有人對香港政制作批評，或對民主有意見，香港媒體便會大事炒作成為轟動的新聞，而政黨也會力加撻伐。反之，大陸一邊，只要看見有民主訴求而群眾走上街頭遊行，便擔心遊行失控、破壞安定繁榮，進而摧毀一國兩制。
如此這樣地經歷了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央即使在其權力份內的「終審權」、「國防權」與「外交權」，都因為高度敏感而低調處理，例如回歸十多年來的駐港解放軍絕少在軍營外穿軍裝走動。港人則不斷受風吹草動的心理作祟，處處懷疑中央干預，尤其是政改問題，更常指摘特區政府完全聽命於中央行事。
而這次民主黨再三表明要與中央溝通，並直接向中央代表提出他們的政改提案，而中央代表最後也成功與民主黨及「終極聯盟」代表協調而讓民主黨的提議過關。這事件的最大突破不是區議會的功能議席一人兩票，而是中央與民主黨這兩個長期對立的主角，竟然克服了不見面不溝通的僵局，而且把中央干預香港的政治敏感，化解為要經常溝通的正常化關係，而民主黨也不怕被指為「出賣原則」、「出賣民主」，認定溝通才是民主程序不可少的一個過程。其實彼此包容，才是民主必需的精神。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20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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