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區總辭當成一個變相的公投，乍看來，這樣做的政治效果，是可以通過總辭空下來的立法會席位作補選，而總辭者在補選時抓住他們所堅持「雙普選」的議題爭取選民支持，只要他們能全部當選重回議會，便會當作港人多數支持他們提出的訴求，從而向政府施壓，要早日實現「雙普選」。
可是，因為面對各種問題，想達到預期的政治效果，就不是那麼簡單了。本文將針對公投的政治特質，討論總辭將會面對的問題。
第一，公投議題必須清晰、輪廓分明、理念清楚、立場明確；換言之，議題擺出來必須要能明快簡單讓人抉擇；否則，不但叫人難以在是非之間投下果斷一票，同時也會難以動員，更可能會因此引起各種爭議，叫人難以判斷到底公投什麼東西？一旦存在着意思不明確的爭議，公投的政治效果也就落空。
須理出清晰議題
不提公投則已，提出的話，就必須理出一個清晰而能讓人明快作抉擇的公投議題。針對這議題，從啟動者陸續拋出來的說法，指公投是「真普選」，又或是「雙普選」，又或是「二○一二雙普選」，如果最後訂出來的公投議題混雜這些抉擇，馬上便叫市民混亂，莫衷一是︰什麼是「真」普選？普選還會有「假」的嗎？怎樣的設計才是「真」普選？誰能作最後判斷？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會不會引發更大爭議？如果定調在「雙普選」，同樣也會叫人有很多不同想法：什麼時候實行？為什麼一定要在二○一二實行不可？不可以在二○一七或二○二○嗎？執行上二○一二趕得及嗎？中央這一關需要硬碰去爭取二○一二？硬碰成效有多大？不成又有什麼可行的對策？用什麼更大的理由不可以在二○一七開始特首普選二○二○開始立會普選？
總之，所有這些思緒都會令議題難以清晰，用這樣的議題上陣公投，最後的效果肯定要大大削弱或完全落空。
第二，公投的性質是尋求公民直接介入立法，這種情況出現在政黨及其議員無法通過議會去制訂重大法案，不得不放棄代議方式，轉而尋求公民「複決」。這種做法意味着政黨政治及議會政制無能為力，也無形中承認了正式的政制能力有限，非要把代議的立法權力中止，轉而把立法權力還給公民不可。
這種做法無異承認代議政制存有大問題或承認其失敗，這對很多國家及其政黨來說，是承認自己的失敗，因此，在近代民主政制發展以來，很少有國家會在憲法條文上，正式訂立公投的條文，即使有，也都絕不會輕易啟動。哪怕是啟動了公投，也要看公投的議題是什麼？一般來說，涉及道德問題（如教育、賭博、殘暴危險的運動、禁酒等）會較容易過關。至於涉及行政改革或選擇程序的問題，反而缺乏投票號召力而達不到合格人數而失敗。
台灣兩次無功而退
就拿台灣的公投例子來看，民進黨當政時，因為未能取得立法院的多數而作出重大國家定位的立法議案，被迫轉而尋求公投，可是對手國民黨也相應地提出了他們的公投議題，直接挑戰民進黨的議題。為了怕公投投票率低而失敗，民進黨政府甚至還採用總統選舉的同時去綁住公投同一時間投票；結果囿於政治形勢，不敢用「台獨與否」的選項作出直接公投，要轉彎抹角，用含糊的議題去闖關，結果兩次都無功而退。至於在澎湖次地方公投成功過關，因為議題涉及開與不開賭場的道德問題，則較為容易。
由此觀察，用總辭去作出變相公投，一來無異於要港人表決認同政黨政治與代議政制已宣告失敗，以公投要求公民直接立法，那是個很嚴重而又涉及否定一國兩制與代議民主制的問題。難怪有民調發現，大比數的港人無法了解總辭所提出的政改議題；連政改議題也不太多人了解，更何況公投所涉及的公民直接立法行動涉及複雜的政制問題，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又有多少人能作出正確判斷？
僅屬補選政治角力
此外，公投因為涉及一般公民直接立法，必須直接選擇議題，而不是選舉填補空出來的議席，讓公民在眾多參選候選人之中作出選擇。這不是直接立法，也非直接選擇議題，而是變相的選舉，不倫不類，叫人莫名其妙。即使總辭成局，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次補選的政治角力。
最後，一般公投國家的經驗顯示，一旦公投的議題會涉及損害國家憲法的實效、損害到公眾安全、涉及到條約國的利害關係，涉及到政府財政問題，都會遭到國家憲法或釋法的限制而成為阻力。
總辭既然是以公投讓公民直接立法去衝擊特區的《基本法》，同時也借特區居民挑戰國家憲法（參閱《新民主運動》一文，《信報》），在《基本法》與國家憲法的釋法權都屬全國人大委員的情況下，公投表決就算成事，下一步又如何去馬？啟動者在總辭運動中，有責任向港人說清楚。
鄭赤琰為中大政治行政系前主任、馮家彬為金融界人士
信報，2009-12-24
可是，因為面對各種問題，想達到預期的政治效果，就不是那麼簡單了。本文將針對公投的政治特質，討論總辭將會面對的問題。
第一，公投議題必須清晰、輪廓分明、理念清楚、立場明確；換言之，議題擺出來必須要能明快簡單讓人抉擇；否則，不但叫人難以在是非之間投下果斷一票，同時也會難以動員，更可能會因此引起各種爭議，叫人難以判斷到底公投什麼東西？一旦存在着意思不明確的爭議，公投的政治效果也就落空。
須理出清晰議題
不提公投則已，提出的話，就必須理出一個清晰而能讓人明快作抉擇的公投議題。針對這議題，從啟動者陸續拋出來的說法，指公投是「真普選」，又或是「雙普選」，又或是「二○一二雙普選」，如果最後訂出來的公投議題混雜這些抉擇，馬上便叫市民混亂，莫衷一是︰什麼是「真」普選？普選還會有「假」的嗎？怎樣的設計才是「真」普選？誰能作最後判斷？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會不會引發更大爭議？如果定調在「雙普選」，同樣也會叫人有很多不同想法：什麼時候實行？為什麼一定要在二○一二實行不可？不可以在二○一七或二○二○嗎？執行上二○一二趕得及嗎？中央這一關需要硬碰去爭取二○一二？硬碰成效有多大？不成又有什麼可行的對策？用什麼更大的理由不可以在二○一七開始特首普選二○二○開始立會普選？
總之，所有這些思緒都會令議題難以清晰，用這樣的議題上陣公投，最後的效果肯定要大大削弱或完全落空。
第二，公投的性質是尋求公民直接介入立法，這種情況出現在政黨及其議員無法通過議會去制訂重大法案，不得不放棄代議方式，轉而尋求公民「複決」。這種做法意味着政黨政治及議會政制無能為力，也無形中承認了正式的政制能力有限，非要把代議的立法權力中止，轉而把立法權力還給公民不可。
這種做法無異承認代議政制存有大問題或承認其失敗，這對很多國家及其政黨來說，是承認自己的失敗，因此，在近代民主政制發展以來，很少有國家會在憲法條文上，正式訂立公投的條文，即使有，也都絕不會輕易啟動。哪怕是啟動了公投，也要看公投的議題是什麼？一般來說，涉及道德問題（如教育、賭博、殘暴危險的運動、禁酒等）會較容易過關。至於涉及行政改革或選擇程序的問題，反而缺乏投票號召力而達不到合格人數而失敗。
台灣兩次無功而退
就拿台灣的公投例子來看，民進黨當政時，因為未能取得立法院的多數而作出重大國家定位的立法議案，被迫轉而尋求公投，可是對手國民黨也相應地提出了他們的公投議題，直接挑戰民進黨的議題。為了怕公投投票率低而失敗，民進黨政府甚至還採用總統選舉的同時去綁住公投同一時間投票；結果囿於政治形勢，不敢用「台獨與否」的選項作出直接公投，要轉彎抹角，用含糊的議題去闖關，結果兩次都無功而退。至於在澎湖次地方公投成功過關，因為議題涉及開與不開賭場的道德問題，則較為容易。
由此觀察，用總辭去作出變相公投，一來無異於要港人表決認同政黨政治與代議政制已宣告失敗，以公投要求公民直接立法，那是個很嚴重而又涉及否定一國兩制與代議民主制的問題。難怪有民調發現，大比數的港人無法了解總辭所提出的政改議題；連政改議題也不太多人了解，更何況公投所涉及的公民直接立法行動涉及複雜的政制問題，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又有多少人能作出正確判斷？
僅屬補選政治角力
此外，公投因為涉及一般公民直接立法，必須直接選擇議題，而不是選舉填補空出來的議席，讓公民在眾多參選候選人之中作出選擇。這不是直接立法，也非直接選擇議題，而是變相的選舉，不倫不類，叫人莫名其妙。即使總辭成局，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次補選的政治角力。
最後，一般公投國家的經驗顯示，一旦公投的議題會涉及損害國家憲法的實效、損害到公眾安全、涉及到條約國的利害關係，涉及到政府財政問題，都會遭到國家憲法或釋法的限制而成為阻力。
總辭既然是以公投讓公民直接立法去衝擊特區的《基本法》，同時也借特區居民挑戰國家憲法（參閱《新民主運動》一文，《信報》），在《基本法》與國家憲法的釋法權都屬全國人大委員的情況下，公投表決就算成事，下一步又如何去馬？啟動者在總辭運動中，有責任向港人說清楚。
鄭赤琰為中大政治行政系前主任、馮家彬為金融界人士
信報，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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