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在其競選總統的政綱裏強調一個「變」字，從最近一年多來的外交觀察，他的確將美國的對外關係作重大求變，即從二十世紀的圍共，變為二十一世紀的圍堵中國。
在上個世紀因為一九一七年俄國皇朝被列寧領導的共產黨推翻，美國便開始全力以赴，領導歐洲圍堵莫斯科，深怕整個歐洲被其赤化，最後威脅到美國的資本主義。這個戰略曾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短暫受到干擾，戰後蘇聯迅速赤化東歐八國，中國又跟着被共產黨解放。
美國更是迫不及待全面圍堵共產國家，由歐洲、中東、南亞以及東亞串成一道圍堵鏈。一晃六十年，史稱東西冷戰，雖然東面沒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其代理人戰爭大大小小多達二百七十多場，其中最慘烈的發生在東亞的朝鮮半島和印支半島。冷戰在蘇共政權結束後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逐漸淡化，而美國此時也感到沒有對手，全球戰略也由鬆弛而幾乎迷失。
奧巴馬面對爛攤子
「九一一事件」後，布殊還以為找到了全球戰略的新着力點，認為植根回教世界的恐怖組織是全球的公敵，不假思索便三手兩腳攻下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很快便發覺回教勢力不足以威脅全球，難以制訂全球戰略以取得舉世聲援，何況歷史也一再證明回教與基督教文明衝突已打上千年，再糾纏下去，沒完沒了。很多美國人見阿伊戰爭手尾很長，再也失去了耐性，這便給奧巴馬一個求變的機會，把布殊的反恐戰略變革了。
代之而行的，奧巴馬想到了中國的崛起，將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首要大事。如果不把中國當作其全球戰略對手，一旦讓中國羽翼豐滿，西方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主導世界的風騷將會易主。這個認知最令奧巴馬感受深切的是，二○○八年金融海嘯嚴重挫傷美國國力，最關鍵性的問題是，美國的企業與美民都陷入於無法自拔的境地，前者管理高層貪污枉法導致大企業沉淪，尤其是金融業更是變成沉淪的黑洞，可以在一夜之間由全球無敵變成無可救藥，還得靠政府發公債來搶救。而公民的問題更不可思議，由先使未來錢到向國際舉債，個人破了產，政府還真拿他們沒辦法，誰敢逼他們少點奢侈，誰便休想得到他們的選票。
面對到美國這麼一個爛攤子，奧巴馬在其向中國求售公債時，深感到也只有中國最大能力承受美國所發出的天文數字的公債，歐洲各國也自身難保，不拖垮美國已萬幸。剛巧同在東亞的日本不但不被兩度金融危機拖垮，反而也是美國公債的大主僱。全球的金融實力與經貿強手不約而同出現在東亞，而中國還比日本更具強勢。
單是從經濟的角度看，便叫奧氏不能小看中國了，這可以從他鎖定中國來召開Ｇ２可見一斑，他直言二十一世紀唯有中美兩國能承擔國際的經貿安定的責任。
有見及此，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戰略重心放在東亞，把核心對策聚焦在中國也就順理成章，因為今後世界最強對手來自中國，領導世界各國陪同美國玩圍中的權力遊戲，只要從中能迫使中國就範，美國主導世界的地位便不會被拉倒。
軍事上，美國鎖定了南韓、日本與越南三國來首先發動聯合軍事演習，同時也加強對台售武。最近更發表了五角大樓對中國的軍事實力評估。把中國的軍力視為東亞的威脅。美國很清楚，所有這些動作勢必會引來中國的不滿，只要中國有所反應，與美國有軍事配合的國家也就勢難置身度外，而成了美國軍事的囊中物；其為美國軍事所主導也就不在話下了。
在外交上，無論是雙邊或多邊外交，美國也都施展其主導東亞國家的看家本領。這在東盟最近的論壇上表露無遺。本來，東盟十國早就不想被強國主導，所以才打出政治中立的旗號，而且也行之有年。即使過去曾有過擴大會議而召開了「十加三」、「十加一」或「十加五」的會議，但都以十為主，其他一、三、五都是客，不在組織建制內，意見只能被參考。可是，在最近的一次會議，美國配合了越南在會上拋出與中國針鋒相對的利益衝突的論調，直接否定中國所提出的「核心利益」論，強調美國在南中國海也有利益所在，不容任何國家獨佔，也不許任何國家採取軍事手段解決主權問題。
中國要反制美國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要如何反制美國的主導東亞，突破其圍堵戰略。以軍事論軍事，很現實，不吃眼前虧的話，便不能在區內與鄰國動干戈，否則助長美國軍事介入。以外交論外交，外交的終點是戰爭的起點，兩者關係同在一條線上的兩個點，要化解軍險，最可行之道是強勢打經貿牌。經過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美國經貿走下坡；反之，中國經貿還有很大的上升力度，像台灣和東盟，甚至日本、南韓無不希望和中國加強經貿關係，只要經貿外交牢固，動干戈的意願也就消了！
如中國能打好這張經貿外交牌，不但是東亞之福，也是美國之福，只要中國走向經貿大國，即使美國再叫「狼來了」，所謂「中國威脅」在美國也不會有太多人相信，沒有威脅又何來圍中呢？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時事評論，201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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