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令政府灰頭土臉，面對各方壓力，財爺終於作出退讓。可是反對派見好不收，說「錢照收、街照上」，而且罵得更兇，簡直要把眾高官當成政治箭靶，射個痛快。
如果把回歸後這類事件歸納來看，其因可說是政務官仍然沿襲殖民地時代的決策習慣，以我為主，不必與政黨政客周旋。回歸前的立法局與行政局不必面對普選選民，兩局有商有量，大小政策或立法事宜，頂多提點疑問，不必爭議便可通過。
那個時代，評論界和學術界都稱為「政務官治港」，或視為「行政吸納政治」的政治模式。
應參考星洲台灣經驗
可是自九七以來，屢屢呈現出來的政治現象卻大異其趣，像曾財爺今次吃到的苦頭，回歸後屢見不鮮。最顯著的例子是董建華當政期間，特別設立政治任命的局長高職，希望他們得到政治鍛煉，有信心和能力與政客政黨周旋，擋掉來自立法會的政治攻擊；可是幾年下來，只見這批政治任命者紛紛中箭下馬，未中箭的，也有自知之明而落荒而逃，可見在政務官中安插高手的設想已落空。
經過這個教訓，政府轉而在公務員中尋求突破，辦法是要各局各司頭頭出來與政客周旋，因此羅范椒芬、林鄭月娥、葉劉淑儀、林瑞麟、孫明揚等，紛紛披甲上陣。當然，有人中箭下馬，有人筋疲力竭；更有人換過跑道，卸下高官華服，自行組黨，或自行參選立法會，又或當意見領袖。總之回歸以來所見的顯著情況，是公務員機構成為政治徵兵的一大來源。
如果以台灣和新加坡的經驗來檢驗一下，兩地的經驗也有得有失。先說新加坡，就政治人才來看，無疑從政務官中徵召到一級政治領袖周旋於政壇之中，如人民行動黨便在公務員高官中覓得像侯永昌、韓瑞生等人才入黨，成為該黨的資深內閣一員。這批政務官在黨的訓練下吸收政治經驗，參選國會議員時有龐大的黨機器助其選戰，在國會或內閣的重大立法與政策更有黨把關，他們成為政治領袖也就可以期待了。
至於台灣方面，國民黨入台後的頭三四十年，實行戒嚴專政，不必面對選舉，長期下來也就出現政務官執政多過政治家執政的現象。當實行總統和立法院雙普選，碰上民進黨草莽出身的政客橫衝直闖，國民黨的那些出身自政務官的政客也就紛紛給人扳倒，最後還累及國民黨失去江山。痛定思痛之餘，馬英九曾誇下海口，說要發動百萬青年軍入黨，希望從中培養治國的政治領袖；但幾年下來，民進黨的青年軍聲勢遠超國民黨，可見馬英九想盡快擺脫政務官化的國民黨，實在談何容易。
為行會成員惡補政治修為
香港自回歸以來的十多年，政務官無法與政客周旋，實有多種原因，最大者有二：一是源自英式公務員制度；二是行政會議的體制問題。
首先，在公務員制度下，強調政府官員應嚴守政治中立，在處理公務時不要有政治偏袒或成見；長久下來，當上公務員成了高官，最終會養成政治抗體，缺乏政治是非。殖民主義者最樂見其事，當高官缺乏政治是非，也就不會挑戰其帝國統治了。回歸後，政府要高官變身為政治守門神，也就強其所難了。
其次，在行政會議體制下，包括行政長官及其行政會議成員，幾乎清一色沒有老練的政治經驗，即使從政黨中徵人入會，畢竟只屬極少數，加上入會後必須退黨的規定，無形中把他的政黨銳氣挫掉。如此一個不吃政治人間煙火的行政會，一旦面對一個愈來愈政治化的立法會，便會出現兩種情況：前者在決策和立法上不具備敏感的政治觸覺，後者則凡政府的立法和政策都誇大其政治化；前者不須向選民拜票，後者則靠選票維持其政治生命。
兩者在如此不同而又須對壘的情況下，立法會便能挾選民以令天下，行政會議反而在民意基礎上吃了大虧，變成了天生政治體質弱勢。如此政治體質弱的行政會議，單憑政務官的行政經驗治港，也就出現「盲人騎瞎象」的困境。
由此，當愈來愈怕政治麻煩沾身的政務官遇上日益強於搞政治化的立法會，那麼，像第23條立法和2011 年財政預算案均吃悶棍，當事官員搞到一塌糊塗，實是預料中事。
要趕快糾正這種現象，先不能再寄望政務官擔當政治角色，跟着要為行政會議成員惡補政治修為，但也要有起碼的政治體質才能考慮入會。
這點不妨從各行各業的現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金融等範疇物色人才，然後再加以嚴謹的就職訓練。這種做法也正是英美先進國家的先進經驗，不妨深入考究。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
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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