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屆特首應具備什麼條件，已在城中引起熱議。這裏不妨以董建華和曾蔭權的施政手法為例，反襯下任人選應備的條件，正是對前兩任特首的缺點要有「免疫力」。
首要條件，要有知人善用的能力。就這點能力來說，董曾都存在這缺失。董建華在任期間，頻頻顯示了這方面的弱項，其中路祥安、陳方安生、梁錦松和葉劉淑儀最為顯著，也最為嚴重。
路祥安的問題，在於政治敏感欠奉，竟然走到港大這家傳承西方學術最為堅定的地方，向校長傳達不當的政治意願，要校長設法終止其研究機構不要再做不利於政府的民意調查。這種傳達，於政治上來說非常敏感，而且要如何作出最具技巧的傳達也很有難度，加上當年的港大校長鄭耀宗對政治也欠缺認識，終於一環扣一環，危機不斷往上燃燒，最後燒到特首頭上；點火人竟是董建華最信任的貼身助手（路祥安時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
路也許在董的公司業務上有過人之處，但老闆話事的文化在政圈卻是格格不入，尤其是對學術界來說，更沒有轉圜的空間；可見找路祥安加入政府，實屬「知人」而不「善用」。
說到陳方安生，董建華以陳方熟悉政府行政來判斷， 若知人善用，董陳之間的互動應會大有作為；可是兩人之間出現問題，而又導致兩人不歡而散，其中問題想必不少。但就陳公開評論大建公屋不當的發言，接着還導致其他閣員摃上陳，可見董已無法領導其行政會議，其中要害正是未有知人善用，否則各人心服口服，又何來內閣內鬨。
行政首長領導才能的體現，在於強勢領導，內閣中可有自由發言的空間，但下決策時卻要一錘定音，要做到這點，特首必須知人善用，否則煩言煩語不脛而走矣。陳的出走，不但顯示她能耐有限，董的不知人、不善用也很有問題。
未懂化解危機
至於梁錦松則在壓力下自行引退，事件源於他被指「偷步買車」。梁任財政司，竟在財政預算公布前的敏感時刻買車（而且預算案提議要對入口高檔車增收重稅），傳媒高調揭發買車事件後，梁作出沒有政治智慧的解說，而董未能在第一時間向梁取得第一手資料之情況下，竟以人格挺梁。最後梁被定性為身為財政司又知道加稅在即，竟然「偷步買車」，可見董在知人善用的技巧上，已深陷五里霧中。
再說葉劉淑儀，她在23 條立法上闖出大禍，最大責任也出在董的身上。董早應有政治認識，用人擔綱起草第23 條的工作，這麼極具政治敏感度的議題，主事人不但要有面對危機的魄力和腦力，更有要巨大的意見整合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面對反對運動的政治修養，還有要充分了解香港本身的內安條例。可是，事實證明葉劉把第23 條立法搞垮了，經過的風暴一波推向一浪，過程中，如董知道發揮「知人善用」，則大可不必走進葉劉的「陰影」。
董如此欠缺「知人善用」， 曾特首也然。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出在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他兩人出事，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任大學校長時早有「沙皇」之稱；羅范椒芬任教育官員時，也引起教育界不少微言。
盲伯樂不知千里馬
不錯，政府要推行教育改革實難討好，可是得勢不饒人是香港市民之忌，例如殺校之舉，由個性剛強的官員操刀，不惹起怨聲載道才怪，因此最後在教育學院引爆政府危機，與其說是孤立的意外事件，倒不如說是積怨已深的最終結果。
曾蔭權在危機過程中束手無策，未能及時作出化解，最後迫得有人下野而去，也正是欠缺知人善用的表現。
由董曾的經驗借鑑，下屆特首必須具有「知人善用」的條件。當行政領導工作，要做到知人善用，先要知其人在政治才能方面有什麼能量可以釋放出來。董本身不是政治出身的人，對政治可說是門外漢，因此本身不是熟悉馬的伯樂，又何能對千里馬獨具慧眼。
不錯，香港在殖民地統治下，長期沒培養當地政治人才，又沒有開放政治的環境，也就欠缺政治土壤栽培政治人才。回歸才不過十五年，在政治環境急速政治化下，一時之間要有政治「伯樂」找千里馬，可說兩難。
曾特首本身是政務官，在官場浸得太久，要投身主導充滿政治計算的立法會，他必須先要跳出政務官的思維，不但先要武裝自己的政治頭腦和技巧，更要擺脫政務官的框框。
由此可見， 董曾兩人之未能「知人善用」，缺點正是因為兩人沒經過政治磨練，顯示出來的錯失，正是自己或其所用的人未能應對日益走向政治亢奮的政黨和立法會的政客。在香港的歷史政治背景下，除非特首一職走上普選，即使有如此一天，要迅速找出伯樂也非一蹴而就。眼前當務之急，只能建議下屆特首組織起對政治有識之士作為「評馬人」，幫眼找尋千里馬，或能減少盲伯樂之患耳！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
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201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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