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作為殖民地政府創立的一所大學，除了教育使命外，也有政治使命；前者為殖民地栽培知識人才，後者則是栽培統治精英。
正如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政府壟斷大學教育，只承認由政府一手包辦的大學頒發的學位，其他私立大學一概不予承認。這導致會考成績頂尖的學子全部引向政府承認的「大水池」（大學）傾注，大學成了菁英唯一的出路；加上政府招聘官員的「加持」，日子久了，一般的殖民政府創辦的大學，便成了殖民地官員的來源，這樣的大學，便與殖民地統治者結下深切的關係。
這種關係於殖民時期是大學的一種「榮譽」。可是，一旦面對民族自決的反殖反帝獨立建國的全球政治運動時，這種「榮譽」卻變得很負面，負面到成為的殖民主義者的「幫兇」、成為要推翻的統治菁英、成為政治改革教育的對象。其中給修理得最徹底的是，從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的回教國家的大學，以及反殖反帝最力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大學。
兩種政權修理大學
這兩種國家均把殖民地大學視為推崇西方政治哲學和宗教價值觀的思想教育堡壘，要革殖民主義的命，非要革這些大學的命不可。結果很多回教殖民大學都要改為伊斯蘭大學，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大學也要向着反資本主義的教育和政治目標邁進。
說到這點，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時，也曾提出改造大學的大綱，但未臻完善前卻碰上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學改革進一步受到衝擊，甚至處於停頓狀態。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大學才逐漸恢復改革的工作，但至今仍不忘強調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教育，很多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的課程均加添具有「中國」特色的編排。
1997 年主權回歸後，港英殖民政權終結，在「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兩項承諾下，原有的大學制度的行政管理、學術課程、招生和師資聘請等等，全部維持不變，也不受中國大學制度過問。雖然八十年代一片主權回歸聲中，大學陸續增加，但香港大學的「菁英」大學的地位卻始終沒有動搖。
八十年代，中文大學曾一度勵精圖治，企圖與港大爭一日之長短，但是這家「百年老店」憑着深厚的歷史資產、中學菁英網絡、政府人脈、家長學子垂青、師資實力等等老本支撐，中大難以超越；即使其他大學加入競爭，要動搖港大的地位，也不是易事。
談到港大的政治優勢，過去，因着殖民政府刻意扶持帶來的政治優勢，數其大者，有財資豐厚包括來自政府的鼎力資助；富商為了表示支持政府，慷慨捐獻；菁英中學為取得優生資源，想盡辦法讓學生擠進港大，成了進入政府機構的敲門磚；獲英聯邦大學教育界嘉許；受港督領導等。可是一旦港英政權結束，所有這些來自政治的優勢，不能想當然地仍會繼續得到政治祝福。
尤其最可能面對的最大困境，是如何把港英時代承傳下來的政治血緣找到機會、找到對象「通婚」，讓自己的優生得以延續，同時也得到對方的優良遺傳。
面對困境校長難尋
作為香港的最高學府、菁英最滙聚的香港大學，無可避免地會首先陷入文化認同和自新的困境，即一方面想維持舊日的光輝老本，一方面卻在內部產生變或不變、如何變的矛盾。這種現象首先見於幾次重大政治事件，最高潮的一幕，是兩位校長前後受到質疑，未能維護港大學術自由而飽受壓力，鄭耀宗被迫退位，徐立之則嚴重挫折。
這種現象反映出港大對其命運有過人的敏感。大學校長因政治敏感不足而鬧出軒然大波，如此頻繁，世上少見；今後要找學有專長，又有政治智慧的校長，難矣哉。校長若是政治能人，又怕他出賣大學，又怕他強勢領導， 又怕他樣樣怕師生和校友……，每天要盤算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而又可取得全勝，真是舉世難求。
這正是港大領導人的困境。
其次，港大自1998 年的「六四事件」後，兩度因師生爭取校內擺放「民主女神」，以及校園出現「平反六四」示威而與警方爭執的兩大事件，說明港大不但無懼於政治取態，而且還站在校方行政當局和政府的政治對立面；也說明形勢正在醞釀由過去親當權派變成反當權派。
這個角色轉變，會否導致港大失去原有的優勢？會否因為這趨勢而導致港大的內部矛盾？總之在政治優勢與政治價值之間如何作出選擇，是港大面臨到的另一個困境。
最後，港英時代，港大是政府的寵兒，富人都想借捐錢予港大來取悅政府。港大一旦給人的印象或在政府心目中變成「反骨」，會否失去社會獻捐的優勢。這個考是也是一個選擇的困境。
總之，政治與學術自由有種種演不完的恩怨。政治講究功利，尤其是涉及納稅人利益的政治功利，更容易觸發從政者與學者之間的矛盾。學者要的是不講功利的學術自由，唯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至上。
政治家接受不了不為政治服務的學術自由，在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前美國總統列根心目中，那是不現實的理想而已而已。最多的時候，政治與學術關係要在靜止狀態，往往是政治與學術兩者利益得到平衡的時候。此刻港大與當政者的恩怨，不外乎雙方正在尋求彼此的利益平衡。那一天，困境便會解除。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財經新聞 2011-09-30
正如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政府壟斷大學教育，只承認由政府一手包辦的大學頒發的學位，其他私立大學一概不予承認。這導致會考成績頂尖的學子全部引向政府承認的「大水池」（大學）傾注，大學成了菁英唯一的出路；加上政府招聘官員的「加持」，日子久了，一般的殖民政府創辦的大學，便成了殖民地官員的來源，這樣的大學，便與殖民地統治者結下深切的關係。
這種關係於殖民時期是大學的一種「榮譽」。可是，一旦面對民族自決的反殖反帝獨立建國的全球政治運動時，這種「榮譽」卻變得很負面，負面到成為的殖民主義者的「幫兇」、成為要推翻的統治菁英、成為政治改革教育的對象。其中給修理得最徹底的是，從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的回教國家的大學，以及反殖反帝最力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大學。
兩種政權修理大學
這兩種國家均把殖民地大學視為推崇西方政治哲學和宗教價值觀的思想教育堡壘，要革殖民主義的命，非要革這些大學的命不可。結果很多回教殖民大學都要改為伊斯蘭大學，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大學也要向着反資本主義的教育和政治目標邁進。
說到這點，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時，也曾提出改造大學的大綱，但未臻完善前卻碰上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學改革進一步受到衝擊，甚至處於停頓狀態。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大學才逐漸恢復改革的工作，但至今仍不忘強調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教育，很多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的課程均加添具有「中國」特色的編排。
1997 年主權回歸後，港英殖民政權終結，在「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兩項承諾下，原有的大學制度的行政管理、學術課程、招生和師資聘請等等，全部維持不變，也不受中國大學制度過問。雖然八十年代一片主權回歸聲中，大學陸續增加，但香港大學的「菁英」大學的地位卻始終沒有動搖。
八十年代，中文大學曾一度勵精圖治，企圖與港大爭一日之長短，但是這家「百年老店」憑着深厚的歷史資產、中學菁英網絡、政府人脈、家長學子垂青、師資實力等等老本支撐，中大難以超越；即使其他大學加入競爭，要動搖港大的地位，也不是易事。
談到港大的政治優勢，過去，因着殖民政府刻意扶持帶來的政治優勢，數其大者，有財資豐厚包括來自政府的鼎力資助；富商為了表示支持政府，慷慨捐獻；菁英中學為取得優生資源，想盡辦法讓學生擠進港大，成了進入政府機構的敲門磚；獲英聯邦大學教育界嘉許；受港督領導等。可是一旦港英政權結束，所有這些來自政治的優勢，不能想當然地仍會繼續得到政治祝福。
尤其最可能面對的最大困境，是如何把港英時代承傳下來的政治血緣找到機會、找到對象「通婚」，讓自己的優生得以延續，同時也得到對方的優良遺傳。
面對困境校長難尋
作為香港的最高學府、菁英最滙聚的香港大學，無可避免地會首先陷入文化認同和自新的困境，即一方面想維持舊日的光輝老本，一方面卻在內部產生變或不變、如何變的矛盾。這種現象首先見於幾次重大政治事件，最高潮的一幕，是兩位校長前後受到質疑，未能維護港大學術自由而飽受壓力，鄭耀宗被迫退位，徐立之則嚴重挫折。
這種現象反映出港大對其命運有過人的敏感。大學校長因政治敏感不足而鬧出軒然大波，如此頻繁，世上少見；今後要找學有專長，又有政治智慧的校長，難矣哉。校長若是政治能人，又怕他出賣大學，又怕他強勢領導， 又怕他樣樣怕師生和校友……，每天要盤算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而又可取得全勝，真是舉世難求。
這正是港大領導人的困境。
其次，港大自1998 年的「六四事件」後，兩度因師生爭取校內擺放「民主女神」，以及校園出現「平反六四」示威而與警方爭執的兩大事件，說明港大不但無懼於政治取態，而且還站在校方行政當局和政府的政治對立面；也說明形勢正在醞釀由過去親當權派變成反當權派。
這個角色轉變，會否導致港大失去原有的優勢？會否因為這趨勢而導致港大的內部矛盾？總之在政治優勢與政治價值之間如何作出選擇，是港大面臨到的另一個困境。
最後，港英時代，港大是政府的寵兒，富人都想借捐錢予港大來取悅政府。港大一旦給人的印象或在政府心目中變成「反骨」，會否失去社會獻捐的優勢。這個考是也是一個選擇的困境。
總之，政治與學術自由有種種演不完的恩怨。政治講究功利，尤其是涉及納稅人利益的政治功利，更容易觸發從政者與學者之間的矛盾。學者要的是不講功利的學術自由，唯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至上。
政治家接受不了不為政治服務的學術自由，在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前美國總統列根心目中，那是不現實的理想而已而已。最多的時候，政治與學術關係要在靜止狀態，往往是政治與學術兩者利益得到平衡的時候。此刻港大與當政者的恩怨，不外乎雙方正在尋求彼此的利益平衡。那一天，困境便會解除。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財經新聞 20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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