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乎唐英年自參選以來所面對的問題及其應對，不禁為他可惜。
可惜者何？用劉邦與項羽爭天下的結局來作一比喻。項羽戰敗，退到烏江，面對小小一條烏江，本來就不是絕路，古來多少英雄豪傑，也可破釜沉舟，化險為夷。可是項羽卻視烏江為畏途，仰天長嘯曰： 「非戰之罪，天亡我也！」嘆罷便自刎烏江。
相比項羽，唐英年可說是先天資源豐富，人才濟濟，官位也高，可是自開選至今，天未忘他，而他竟選擇「政治自殺」之路。
其實，一路選來，唐英年面對僭建和婚外情問題，其對策雖然有欠一個誠實，但問題還不算是政治致命傷；說到僭建問題，全港有八十萬家僭建，也非獨此一家，兩事相加，只要公開要求原諒，情真意切，再過一陣子，到了投票時刻，選委轉念一想，也就沒太大問題，也就可讓他青雲有望了。何況他手握四百張鐵票，其他建制票在不想流選的情況下，也會轉而投他一票。
作出指控不提證據
可是到了上周五的電視辯論，唐英年選擇以「兩大指控」高調質問梁振英：一：梁在高層會議上「建議用防暴隊和催淚彈對付反二十三條的示威者」；二、在20 03 年高層會議上提出縮短商業電台的續牌年期。
唐英年問梁振英認不認有這兩件事？梁即時回應是唐「捏造」，唐隨即以譴責的聲調說梁「呃」人，指他誠信有問題。
翌日，梁振英召開記者會，着唐英年拿出證據，並指唐可能涉及違反選舉法，但唐英年只在競選網頁發出公開聲明，說自己在「遵守保密守則與公眾利益」之中作出取捨後，才「爆出」對梁的指控，他的考慮是今次特首選舉關乎港人利益，「言論及集會自由為本港核心價值，因此公眾利益應凌駕於保密要求之上」，他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讓市民認清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及作風。」唐英年作出如此選擇，估計他以為可把梁的民意支持度拉低，即使自己的支持度不因此提升，最少可以把兩人的差距收窄至不到兩成，從而也就可以挽回勝選。
可是根據當晚辯論很的即時民調顯示，梁的支持度並不因唐的指控而狂瀉，仍然有四成一，比唐仍然高出兩成四左右，而唐卻沒說因此而有民意進賬。有說法認為，辯論之後，輿論須經發酵，才可拉低梁而提高唐。可是接着的兩天，輿論反而指向唐的指控缺乏實據，說到「出動防暴隊」的指控，公開出來對質而又當時身在行會的兩名大員，有李國章和葉劉淑儀，他們均聲稱未聞梁曾有此說，其他能見證的人則選擇遵守行會保密守則而不作評論。
由此反映，唐英年的指控變成「孤軍直入」，犯了兵家大忌。因為他是競選人，有利益衝突之嫌，取信程度將有折扣；加上梁振英選擇用《選舉法》來作回應，予人印象是：唐不但「不擇手段」，還有犯法之嫌。所以唐的指控是否幫他抬高民意支持度，也就成疑了。
不過，民調支持度的考慮還算不上是唐的致命傷，要命的是，他所選擇的兩項「揭密」，實在是他的「政治自殺」。說到底，這次特首選舉不由普選投票決定，而是由選委投票決定勝負。唐所指的兩件事，一是場景發生在最高決策機關的行政會，一是防暴隊和商業電台的兩項議題。
「政治功效」一廂情願
這兩件事，以唐看到的所謂「政治功效」，是打擊梁的公眾認受性，可是這政治功效也不是絕對的，而是有兩面性。對於示威上街群眾和愛聽商台天天批評政府的出位言論的聽眾來說，當然不會認同梁此舉（如果他們相信唐的話），可是對於認同特區建制而不喜歡年年月月上街示威、不認同商台言論觀點者來說，卻大有人在，他們不但不認同唐的觀點，反而把他們推向支持梁。
其實，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均同時存在「防暴部隊」與「電台牌照」的機制，卻又同時享有示威和言論的自由。也正是有防暴和牌照的機制，才可保證示威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得以伸張。
如此把特區的「防暴」和「牌照」機制看成如此負面，把它用作梁的罪證，要想當特首的人竟然對特區機制看作是大逆不道的東西，是不是唐想藉此宣示，一旦他當上特首，便要麼廢除「防暴隊」，要麼永不啟用防暴和牌照機制？
果如此，他的競選政綱有無這兩項提議？如果屬實，他又如何面對「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在《基本法》體制下履行特首職務？
更不智的是，要想當特首的人，竟然自己示範了不遵守行會保密守則這個機制，此例一開，誰又敢在最高決策機構暢所欲言，決策須要集思廣益，討論問題可以多方論證，一旦作出決策，會議記錄也不會寫明誰說了什麼。更何況行政會不會因言入罪。
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唐營會推出此招。這一招以唐的說法是為「公眾利益」着想，反過來看「防暴」和「牌照」機制，不也是為「公眾利益」而設的嗎？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A20，201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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