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三大事件進退失據

按正常情況,自由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向標榜以工商企業界的利益為該黨的服務對象,這個定位有一定的政黨發展優勢。這點在英國或美國早有成功先例,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便是以資產階級為服務對象,把廣大資產階級團結為黨的核心力量,然後審時度勢,化解他們與勞工階級的利益矛盾。

可是香港的自由黨的表現卻是兩頭不到岸,既不能整合工商企業界的共識,也不能凝聚他們的共同利益,同時也不能取得勞工界的信任;正是因為打工仔不信任自由黨,商界也就無從信任自由黨,因為它得不到勞工信任,也就無從指望它有能力化解階級的矛盾。

自由黨為何辦不到?原因可從三次重大事件的轉折點中看到。

一、英國標籤無法剔除

在中英主權交接的重大歷史轉折點,自由黨無法從「英國製造」的標誌自我改造。

英國在撤出殖民地之前,很執着要幹的事是建立政黨制,而且還銳意培植建基於自由主義的政黨,希望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後,仍能以共同的意識形態維繫政治血緣關係,香港的情況也然。

表面看來,港英政府當年鼓勵政黨創立時,一視同仁,沒偏好哪個政黨,但從自由黨創黨要員獲垂青入行政局擔當要職,並高調參政論政,政治紅人也因此脫穎而出。

此外,為了突出商界在立法局的話事權,還建構了功能組別議席,讓商界劃成多個組別,分頭選出他們的議會代表。自由黨在此黨政安排下,先聲奪人,在功能組別選舉上佔得優勢。

主權交接後,自由黨挾着港英器重的政治背景,像港英時代那樣仍舊對北京懷着自由主義一貫批判共產主義的態度,這可以從其黨主席及其他黨領導動輒不留餘地對政府官員嚴詞批判中看到。

連代表工商企業界的商會組織成員,於九七後已轉向內地大做生意,如此一來,在商界眼中,自由黨也就落得不懂跟大陸打政治交道的政黨,該黨與商界對大陸的立場也就無法整合一道。

代表商界利益也者便如此脫節了,如此下去,原本以為自由黨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政黨,也就因此變成與事實不符。

二、反二十三條削弱建制

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中,自由黨在立法投票前夕表明反對提案,所謂「建制派」政黨聯盟隨即破局。

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但令建制派政黨和工聯會對自由黨開始不信任,並視它為不忠誠的夥伴。雖然泛民主派很歡迎自由黨陣前嘩變,但也看穿自由黨不可信的一面,再加上泛民靠普選而進入區議會和立法會,他們早已為議席分配而內訌,哪會讓自由黨進來分薄普選議席?

何況他們早已看透自由黨的普選能力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站在削弱建制派這個對手的角度考慮,也樂得趁機打擊自由黨。

如此看來,二十三條一役,自由黨失策之處是:一是在沒有準備好脫離建制派的條件下,貿然做了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二來又沒有準備跟泛民爭鋒的條件,輕易可遭泛民拒諸門外。

如果自由黨認為要為該黨創造普選條件,可借反二十三條立法的聲勢,一舉贏得選民歡迎的英雄架勢,左拳打建制派,右拳打泛民主派,自由黨便可乘勢而起,成為香港一黨獨大。但是平日不做普選功課、選民基層薄弱、工商企業界對普選也完全忽視,以為靠時運而中六合彩,那是癡人說夢。

三、鼓吹流選

在今屆特首選舉中,自由黨又在重大歷史事件中選擇以「寧投白票、絕不投梁」來促使流選,它又再犯了要命的戰略錯失。

該黨原先高調支持唐英年,後來看到他無法勝出,不投梁也罷,偏是該黨召開高層會議後高調召見記者,宣布堅決不投梁,黨四大領導還投白票,希望借此令選擇流產。根據記者會上現場說法,堅決不投梁的主因是反對「幹部治港」和反抗中聯辦為梁拉票。

為什麼說自由黨在這次特首選舉上,犯了致命性的錯失?支持唐放棄唐,不成問題,不投梁也不成問題,要命的錯失是,把不投梁的決定諉過於中聯辦官員為梁拉票,並高調推動流選;有意也好,無意也好,這種做法已跟泛民的激進派連成一起。

此舉等於跟中聯辦抬槓,對一向怕惹政治是非的商界,要他們不棄不離地與自由黨同聲同氣搞政治對抗,港英時代他們辦不到,主權回歸後也不見得他們辦得到。

當年二十三條立法一役,讓自由黨失去建制票;2012 特首選舉這一役又會否連商界功能票也失掉,且待今屆功能組別選舉和立法會普選便有揭曉。

也許該黨看到有商界名人一再高調挺唐而不退縮,以為可以夥同他一起抗命,可是該名人只說挺唐,沒說不要梁,也沒說投白票推流選,更沒說「幹部治港」……,因此該名人大有轉圜的空間,因為他不必面對選民,出爾反爾,選民拿他們沒辦法;自由黨作為政黨,便沒有轉圜的空間了。

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A17,201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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