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理」角度觀察「七一」遊行，有着以下的重大政治意義。
一、負責組織遊行的團體一再表示要「和平」示威。市民能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這是健康的民權表達方式，是舉世認同的政治行為。一旦「七一」遊行出現暴力，甚至暴動，不但衝擊「一國兩制」，連「港人治港」也會受到嚴峻考驗。由此可見「和平」的示威對香港的政治安定有多重大的政治意義。
二、選在「七一」這個主權回歸的日子遊行，政治上就很敏感，令人容易聯想到參與者在這一天都很不開心。儘管年年「七一」遊行，組織者都會打上「愛國」、「爭民主」的政治包裝，但提出這種政治訴求哪天都可以提出，為何偏要選上這一天？在敏感的日子舉行那麼難以防範的遊行，要做到和平，不但不是組織者所能保證，就連警方也愛莫能助，遊行者也不敢自信那麼大的群眾不會失控。
三、很多遊行示威原意都不是搞暴力，往往因為參與者各有意圖，最後把和平示威變成暴動；這與其說是政治使然，不如說是遊行管理本身出了問題。基於這個認識，以「管理」角度寫「七一」遊行，有其實質的意義。
根據過去觀察所得，管理上出現的問題主要有：人數難以估計、開放參與、遊行橫額和工具、遊行路線規劃、管理人力、危機管理……。這些問題已經存在好多年，政府或組織團體理應負起責任，作出調查與研究，從而提出完善的建議。不過，始終看不到有什麼改善措施，政府如此，組織團體也如此。一旦出現類似今年人潮激增的情況，便會險象環生。如此下去，所有的和平保證都只是主觀願望，沒有客觀條件。
遊行路線監控不善
筆者曾經指出一些嚴重問題，即遊行路線的監控問題。
一、雖然警方與組織機構一再斟酌遊行路線，但像今年的遊行人數突然倍增，便立刻逼使人們於多處衝破防線。
二、據警方說法，遊行路線實行開放方式，任何人在任何地點均可插入人流。
此舉必會造成人擠難行，有人受不住人潮擠迫，強行闖開鐵馬，迫使沿途交通癱瘓，過程中警民互動失序，肢體碰撞，最後警方聽之任之，避過一場災難。
三、今次人流緩慢的一個成因是，太多籌款攤檔吸引遊行者停下捐款或買紀念品。平日，食環署會以「阻街」驅趕無牌攤檔，但此時此地卻不能用上這招，以免給人指為政治檢控。是以，主辦團體是否有責任自組「糾察員」，令示威「零暴力化」？
四、筆者曾撰文指出，對示威者所用的橫額、旗幟、告示板等宣傳工具，不能採用放任政策，任由他們自導自演。過去所見，這已跟主辦團體宣稱的「和平」示威很不相襯，不少宣傳文字或漫畫均充斥着「語言暴力」。
如果不作出自我管理，大有誘發暴力的機會，這不會是信誓旦旦、只要和平不要暴力的示威主辦團體所願見！可是這情況多年來未有減少，反而愈來愈多。
何以扛出殖民旗幟
值得強調的是，今年的「七一」遊行竟然扛出在港斷魂十五年的「米」字旗，在「七一」主權回歸紀念日，這算是什麼玩意？搖旗者代表什麼人？什麼組織？在這麼敏感的政治示威祭出那麼敏感的旗幟，予人很大的思疑空間。主辦團體能不就管理示威宣傳品這問題動動腦筋麼？
此外，今次胡錦濤主席訪港期間，發生一名記者遭到警方隔離查詢身份而作出抗議。事件如果早有一套好的管理措施，例如對警員早作「沙盤演習」（包括針對記者的應變措施），劃出特別記者區（包括採訪、攝影、發問機會等等），便可減少警員攬上身的問題。
主辦示威的團體也有責任跟媒體作出有建設性的溝通，提醒新聞界的天職是「報道」新聞，不是「製造」新聞，否則有損社會責任。
今年「七一」遊行，警方為了增加工作透明度和專業操守的形象，特別由監警會主席翟紹唐隨遊行隊伍沿路監察警員值勤，並現場解答公眾詢查；身為港島總區副指揮的盧嘉敏也在現場接受有關遊行疏導的查問。
警方主動搞好警民關係，是好事，但溝通的口才和應對表現，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從兩人的談話也可看出，警方與主辦示威團體在遊行過程中仍缺乏危機處理的溝通管理，這樣很容易出現溝通不足而產生誤會的情況。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
信報財經新聞 時事評論 201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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