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國民教育」的牽頭人不斷強調只要「公民教育」，不要「國民教育」。這句話最誤導人的一點是， 「公民」（Citizen）和「國民」（National）是兩碼子事，即「公民」是公民， 「國民」是國民，屬兩種不同的性質。
「公民」是好人， 「國民」經過「洗腦」，所以不是好人；言下之意， 「公民」不會被洗腦，也不可能被洗腦，因此只要「公民教育」，不要「國民教育」。
這裏必須指出， 「公民」與「國民」屬於異詞同義，硬把兩者區分，不可能因而提升「公民」的身份，也不可能因而貶低「國民」的身份，因為兩者的身份鑑定，普世均採用法律認定，儘管有些國家採用「地緣法」，有些則採用「血緣法」，但兩者鑑定下來的卻毫無分別；既然是法定身份，就不可能有好壞之分。
要指出「公民」與「國民」沒有分別，還可從現實中找尋答案。
當今世上，根本不存在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公民，要成為一國的公民，必須取得該國國籍的人，才有資格稱為該國的「公民」；不歸屬任何國家的國民， 「公民」便什麼也不是，只能算是無國籍的「難民」。想當世界「公民」，誰有權發這個身份證？哪裏是你居住地？誰會接受一個虛擬的「世界公民」入境找工作或享受公民待遇？ 「世界公民」也者，夢想可以，現實不成！
愛國故事寫進教材
正因為國家有大有小、有貧有富、有數不盡的國家利益衝突和戰爭。面對這個現實環境，每個國家都會團結國民，只有促進國民團結一致、認同一塊，國家才能保國衞民。
不過，要團結國民，可又碰上數之不盡的阻力，例如貧富階級矛盾問題、地域歧視問題、宗教對立問題、教育知識水平問題、思想分歧問題、外來影響問題……；為要克服層層阻力，各國無不推行「國民教育」。
最常見的「國民教育」是，教導國民應盡的種種責任和義務，包括最基本的「愛國愛民」，也是國家對國民的最基本要求，當中便會向國民灌輸「愛國」意識。
意識的養成，必須通過個人行為來表現，例如唱國歌，不但要唱，還要嚴肅而投入感情去唱。要教國民熱愛國旗，小學生必須出席升旗禮。國家每有有重大活動典禮，便要唱國歌、升國旗；國慶日會舉國歡慶，以閱兵、表演等「節目」，感召國民愛國之情。
有些國家會把「愛國」故事寫進教材，向學生灌輸，例如法國以兩篇文章感召學生愛國，一篇是〈最後的一課〉，內容講述法國已遭德國佔領，老師在最後一課時告訴學生，從今天起再也沒有機會接受法文教育。
另一篇也以「仇德」做題材，內容講一位老人家渴望法國能戰勝德國，事實卻是巴黎已被攻佔；家人怕他受不了，便說街上的軍隊是慶祝佔領柏林。
這種仇視敵國的「國民教育」非常普遍，因為它會更有效地令國民敵愾同仇，如果國民不團結，便無法凝聚國民抗敵了。
除了法國，也有國家以領袖的高尚品德作為教材，向學生施教，例如美國的課本會向學生表揚華盛頓為人誠實，他向父親坦承自己砍掉櫻桃樹，父親不但息怒，還盛讚華盛頓的誠實。此外，另一篇文章寫的是小女孩親自找總統林肯為哥哥請罪，原來她當兵的哥哥放哨時打瞌睡而犯上死罪，小女孩向林肯道出哥哥打瞌睡的原因後，林肯便即時把她哥哥赦免。故事在於標榜林肯通情達理，值得國民敬愛。
由此可見， 「國民教育」可以是很感性的東西， 「洗腦」與否，便要看個人的政治立場了。
當兵屬國民義務
在德國人看來，〈最後的一課〉肯定是「洗腦」課文；同樣不贊成對領袖作個人崇拜的人，也會視「小女孩見林肯」的故事是「洗腦」讀本。
除了向國民灌輸對國家應盡的責任外， 「國民教育」也會向國民灌輸應盡的義務。最常見的教育是，深具身教的「國民服役」，很多先進國也不例外，例如美國在越戰期間，便立法強制年輕國民須服兵役，而且都得去越南參戰十八個月，好幾十萬國民因為反越戰而逃避兵役，最後便要坐牢，逃去加拿大的人便不下七萬。
上過越南戰場的人，國家會視他為愛國英雄，回國時有盛大歡迎禮，死了回國的，也以國旗蓋棺，荷里活還拍了不少相關電影。在越戰犧牲的美國國民，在全國各地均有集體紀念碑，社區會組織國民紀念，組隊憑弔的均絡繹於途；筆者在美國大學校園時，便親睹此情此景。
台灣和新加坡的年輕人均有服兵役的國民義務，日本以當兵體現愛國忠君，且已成為傳統。這些國家都以此當成是良好公民的表現。
除當兵外，其他義務常見的還有繳稅、愛護公物、做好鄰居、舉報罪案、當陪審員、當義工等等，都是「國民教育」的教材，如何編寫，有很大的演繹空間，原則上都是以勸善棄惡為標準，目的在於培養高質素的國民。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
信報財經新聞 時事評論 20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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